“天下兴，则百姓苦；天下亡，则百姓苦。”此言出自元代张养浩的诗作，深刻地描绘了五千年来我国百姓所遭受的苦难。每当朝代更迭，百姓往往沦为乱世中的牺牲品，近代亦莫不如是。在解放战争期间，东北的重镇长春城便遭受了一场生死的考验，城中的百姓在这场激战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自1948年5月23日至10月19日，长春城经历了一场历时五个月的围城之战，史称“困长春”，城内生活困苦，宛如一座真正的死城。长春解放之后，因“困长春”的影响，市区人口从原先的四十余万锐减至约十七万人。

1948年3月13日，东北战场的我军成功攻克四平，从而宣告了冬季攻势的终结。此时，国民党在东北的势力仅剩下沈阳、长春、锦州、营口等几座城市，它们被分割成数个孤立的地域，陷入了我解放军的战略包围之中。在这其中，长春的形势尤为危急，随着与沈阳的铁路交通被彻底切断，该城完全依赖空运进行补给。然而，国民党的航空公司每日仅能派遣四架飞机运送物资，这种援助无异于杯水车薪。

“长春宛如一个累赘，犹如一个患了盲肠炎的病人，悔当初陈辞修留下的这步死棋。”然而，老蒋的意图却截然不同：要么将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撤回关内，要么就绝不能放弃长春。再者，长春城内毕竟还驻扎着十万大军，坚守城池似乎并非难题。关键在于，需要派遣一位能征善战的大将去守护这座孤城，而卫立煌心目中的不二之选正是郑洞国。

“桂庭，你我相识多年，彼此间颇为熟悉。坦白讲，我也深知长春的局势险恶，并不愿意让你承担这样的风险。但当前局势已恶化至此，实无他法可寻。我们身为军人，理应以党国利益为重，请不要再推辞。况且长春的防御工事坚固，兵力充足，只要我们认真防守，便能坚守阵地。你上任后若遇到任何困难，尽管提出，我定当全力支持你。”经过深思熟虑，郑洞国最终接受了任命。带着“临危受命，义不容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悲壮情怀，他在3月下旬抵达了长春。

蒋介石当时秉持个人意愿，试图将东北的国民党部队全体撤往关内。四月之初，他召见卫立煌于南京进行磋商。蒋介石提出，鉴于长春、沈阳的交通已被切断，仅靠空运难以维持供应，主张将主力部队撤退至锦州，而沈阳、长春则只需留下少量守军。卫立煌对此坚决反对，认为部队尚未完成整训，无法长途奔袭至锦州，存在被歼灭的风险。实际上，卫立煌内心清楚，只要他手中握有实力，就能保持自己的地位。若大军撤退至关内，结果如何难以预料。蒋介石常会将责任推卸给他人，一旦东北失守，追究责任时，他卫立煌难免会成为替罪羊。因此，他极力主张坚守沈阳和长春，并向蒋介石保证，只要不撤离沈阳的主力，他将负责与美军顾问团商讨军队补给问题。在蒋介石勉强同意后，他让卫立煌负责具体安排。

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副总司令廖耀湘，统率两个兵团、八个军、二十四师以及三个旅，共计约三十万人，负责守卫沈阳、铁岭、抚顺、本溪、新民等地。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领两个军、六个师以及三个旅，约十万人，驻防长春。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指挥一个兵团、四个军、十四个师，约十五万人，守卫锦州、山海关、葫芦岛一线，确保与关内铁路及海上交通的畅通。

我东北野战军现已壮大至12个纵队，并配备有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兵纵队以及17个独立师，总计53个师，兵力达到75万之众。若将地方部队计算在内，总数已逼近百万。经过冬季攻势后的练兵热潮，我军将士的军事素养与政治觉悟均跃升至崭新高度。如今，我军在兵力与质量上均确立了压倒性优势，具备了彻底消灭东北国民党军事势力、解放全东北的雄厚实力。

随着冬季战事的落幕，东北局与野战军领导层便开始商讨在何时何地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彼时，东北地区已无小规模战斗可进行，唯有在长春、沈阳及锦州这三大战略要地中择一而决。然而，卫立煌却采取保守策略，力求保存实力，坚守不出，使得我军在运动战中捕捉歼敌良机的机遇变得极为罕见。因此，我军必须采取主动攻势，发起针对大城市的攻坚战役。经过东北局领导层的深思熟虑，于1948年4月18日联名向中央发出电报，正式提出了先攻取长春的战略安排。

关于我军东北战事，接下来的行动部署是，集结9个纵队对长春展开攻势，7个纵队负责攻城，而另外2个纵队则部署在四平以南，以阻截敌人北上援军。具体作战计划首步为围城，预计耗时十天至半月，用于实施攻城作业及相关准备，并清扫外围防御。在此阶段，我方将竭力诱使沈阳敌军北上增援。若敌人实施增援，我主力部队将转向南进，在四平一带展开大规模的野外战斗，力求消灭敌军。倘若敌人未派出援军，我军将立即对长春发起全面总攻，力求在十天或半月内彻底终结战事。

“若锦州的范汉杰部不与沈阳之敌会合，仅沈阳敌军北上增援，我军应对将更为轻松。然而，若锦州周边的敌军与沈阳敌军汇合后北上支援，我军攻城与打击援敌将面临极大困难。鉴于此，我们建议晋察冀军区派出4个或3个纵队的兵力，前往承德以东或山海关以北区域，旨在歼灭与牵制敌军，或进行休整。即便部队疲惫，无法投入战斗，亦能对敌军构成威胁与牵制，阻止范汉杰部北上。同时，我们应做好今年秋冬两季与东北部队直接会合，展开大规模作战的准备。”

电报中详尽阐述了采纳此决策的依据与周密考量：“以下是我们对作战策略的根本见解，尽管其他意见亦曾经过深思熟虑，但均被认为不太适宜。若我军进攻铁岭、抚顺、本溪或新民，敌方将迅速调集3个师以上的兵力进行防守，并会以超过10个师的兵力进行增援。敌军的增援距离短，加之辽河和太子河的阻隔，对我军攻城与打援均造成极大不便。在敌军看来，若我军主力向本溪或铁岭方向推进，他们甚至可能暂时撤退，导致我军陷入空手而归的境地。若我军主力转向义县，义县之敌必然会撤退至锦州。一旦我军进攻锦州，面临的敌军实力将超过长春。若我军等待敌军打通锦沈线，则不知等待何时。即便敌军尝试打通，但在我军主力向锦沈线推进时，敌方必定会主动收缩防线，使我军再度陷入空手而归的境地。若我军向锦州至唐山一线或冀东、平绥一线进军，面对敌军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坚守大城市的策略，我们必将四处碰壁，或是遭遇四五个师兵力守卫的城市。此外，大军深入这些小区域，衣物、弹药、军费等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同时，东北战士长途跋涉入关，士气难免受到影响，逃跑事件在所难免。在我军主力南下的情况下，长春之敌必然趁机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若我军仅以小部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难以寻找小规模战斗，遇到大规模战斗（攻城与打援）则会力不从心。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无法参与大规模战斗，又没有小规模战斗可打，陷入无所作为的困境。因此，目前唯一可行的策略是攻打长春，然而这场战斗将极为严峻。我们必须加强新部队和新战士的攻坚训练，围城后充分利用时间进行充分准备，随后发起总攻。如此一来，胜利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你们切勿过分依赖杨、罗、杨三将军。”随后，他以批评的口吻强调：“我们赞同你们先攻长春，是因为相较于其他地区，长春之战更为有利，并非认为其他地方作战特别不利或有难以克服的难题。你们所提及的沈阳附近、锦州附近、锦榆段以及入关作战的困难，其中有些只是臆想之难，实际未必存在。有些则是真实存在的困难，在你们攻克长春并向南推进作战的过程中必然遇到。尤其是如果长春无法攻克，这些困难更是不可避免。因此，你们自身，尤其是干部层，应明确，在当前形势下，先攻长春较为有利，不应过分强调南下作战的困难，以免造成自身及干部在精神上的被动。”

毛泽东批准了对长春的攻势，林彪随即指挥部队展开行动。随着3月份冬季攻势的落幕，林彪将5、7、8、9、10五个独立师部署于长春周边，负责监视并准备对长春守敌实施包围。4月18日，林彪下达命令，令独立5师向长春西北的小合隆镇进发，承担起封锁长春大房身机场的重任。他明确指示：“封锁机场的方式应确保能够使用射程达15里、20里或30里的炮火，待敌机降落时对机场进行射击，迫使敌人不敢再降落飞机。”同时，他还指示炮兵司令部向独5师调拨榴弹炮。

各独立师部队迅速向长春周边集结，此举立即在敌军中引发了恐慌。敌人四处劫掠粮食，紧急运往城内。林彪于4月24日下达命令，指示各独立师：“敌军在长春城外四处抢夺粮食和柴火，却未遭遇我独立师的重创。这种状况对未来的作战极为不利，各独立师必须抽出三分之一的兵力，在长春城郊二十至三十里范围内，随时对敌抢粮部队进行打击，并严格禁止粮食和柴火进入城内。”此命令标志着围困长春行动的正式开始。

五月中旬，郑洞国根据情报得知，长春周边共军活动日益频繁，且主力部队接连而至，估计兵力已超过三四个纵队。他断定共军即将对长春发动攻势，目前的首要任务是确保飞机场的安全，并尽力抢运更多粮食入城。在部下的协助下，郑洞国制定计划，决定派遣部队出城执行任务。

5月21日，新7军新38师的主力部队以及暂编第61师，出其不意地从西门发起攻势，沿着飞机场北边，向西北方向推进。紧随其后的60军第182师也进展顺利，未遭遇强烈抵抗，便迅速占领了位于长春西北六十里处的小合隆镇。郑洞国将军亲自莅临小合隆进行视察，并下令新38师师长史说，要在附近积极搜集粮食，同时在大房身机场周边紧急构筑防御工事，确保共军的炮火无法触及机场，从而保障机场的安全。

林彪闻悉长春城内敌军出动，敏锐地捕捉到了歼灭敌军的绝佳时机，遂即刻向驻扎梨树的独立一纵和驻守伊通的独立六纵下达了出发命令，旨在夺取大房身机场，并截断新7军两个师的退路。以公主岭的独立一纵第二师为先锋，经过连续三夜的隐蔽行军，于5月24日抵达长春西南的驿马站。时值黎明将至，我军未进行充分的侦察与搜索，不料误入敌暂编第六十一师的阵地。敌军察觉后，从侧面对我第二师第五团发动射击，造成我军伤亡。第五团迅速整顿队伍，对暂编第六十一师的敌军发起了两面夹击。战至午后，敌军难以支撑，开始向北溃逃，而我第二师与第三师、独立第二师随即发起了追击和围剿。

同期，第六纵队的三个师亦抵达长春西北郊。总部下达指令，令十六、十七师与一纵协同作战，旨在击溃驻扎于大房身机场的敌方暂编第五十六师。而十八师则负责对机场发起攻势。面对小房身阵地的敌军顽强抵抗，两军陷入对峙状态。当日下午，十六师之第四十七团受命接替独立第十师的防务，对机场大楼发起攻击。在充分准备之后，第四十七团于晚上七时展开攻势。经过半小时的激战，该部干净利落地全歼了暂编第五十六师的师部、一个团部及其守卫的敌军三百余人，成功占领了大房身机场。

得知大房身机场失守的消息，郑洞国深感震惊，随即命令新38师和暂61师展开反击，意图趁我军立足未稳之际夺回机场。25日中午，新38师师长史说率领两个团向机场发起了猛攻，并动用炮火轰击机场周边的防御工事，意图将我军驱逐。激战正酣之际，一纵主力突然从侧翼发起攻击，新38师右翼的暂61师瞬间崩溃，士兵四处逃散。我军逼近新38师师部，敌军防线岌岌可危，师长史说身边的官员纷纷劝说撤退。史说深知若自己撤退，前方进攻的两个团必将遭受重创。于是，他坚定地命令炮兵进行反击，并急令后卫团迅速增援。尽管部下们仍有动摇，纷纷打算逃跑，但史说愤怒地命令卫士打开铺盖，躺在地上怒吼：“我就睡在这里，看谁敢退缩！”这一举动震慑了部下，使他们重新振作起来，转身投入战斗。待后卫部队赶到后，史说才将部队重新集结，匆忙撤回城内。

此乃一场惨烈之战。国民党军队承受了巨大打击，其中暂56师约有两个团全军覆没，副师长及两位团长亦被俘。暂61师亦遭受重创，损失两个营，唯有新38师得以保全。不但未能夺得粮食，反而丧失了机场。自此，长春与沈阳之间的空中航线亦完全中断，唯有依赖空投物资维持供给。

林彪审阅了一纵、六纵关于长春外围战事的汇报，眉头紧蹙。显而易见，长春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并非如先前所料那般易于攻克，实则具备相当强的作战能力。若采取强行攻城策略，目前尚无十足胜算。他与东北局诸位领导人经过多次商讨，于5月29日向中央军委提交了一份报告，详细陈述了他们对长春战役的看法。报告指出：

一、动用两个纵队和七个独立师的兵力，采用奔袭战术，于养日当天出发，在迥日上午成功切断了位于长春外围、距离长春10至40里范围内的56师和61师的后路，并对其进行了包围与攻击。遗憾的是，由于迂回部队的行动未能迅速到位，导致敌军大部分撤回了长春城内。我方仅击毙敌军约5000人，并俘虏了敌副师长一名及团长两名。

二、本次交战的对手主要是56师，该师由伪军组成。在58师成功起义之后，该师的师长随即被免职，其在政治立场上的动摇性尤为明显。暗中与我方接洽的起义分子包括两名副团长和两名营长。然而，在此次战斗中，他们并未展现出任何起义的迹象，而是表现出了极其坚定的抵抗态度。这一情况令我们对敌人的战斗力产生了新的警惕，也表明我们先前对敌人战斗力的评估存在疏漏。

……

五、综合敌军战斗力、兵力和防御工事等因素，我军若进攻长春，将不可避免地承受巨大的伤亡。即便如此，战斗的最终结果仍可能难以预料，难以决出胜负。这种战斗并非凭借猛攻就能取胜，而是需要逐屋逐堡地逐步攻克。在此过程中，不仅需要在敌军炮火和飞机轰炸的威胁下长时间坚守，而且每日的人力消耗也极其巨大。甚至可能出现我军最大部分部队每连仅剩下一二十人至三十人的情况，届时将无力继续维持进攻态势；而敌军仍能坚守城市长达半个月，使我军难以啃下这块硬骨头。届时，城内的激烈对抗和消耗战将不可避免，这将导致自然停止攻击并撤退的局面，使我军实力和士气遭受严重损害。这种结果对我军极为不利。

自24日的战斗落下帷幕，我们连续数日深思熟虑，并在东北局常委的会议上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考虑到各纵队和师级领导对攻占长春的信心并不十分坚定，我们决定调整战略，将原本强攻长春的决心调整为对长春实施部分兵力长期围困。同时，我们计划在敌人撤退之际，于途中展开追击，予以歼灭，以此使我军主力转向热河南部、承德、古北口一带展开作战。

审阅完这份报告后，毛泽东察觉到林彪所反映的困难过多，对攻占长春的信心显得不足。于是，在6月1日的清晨，他向林彪发送了一封电报，连续提出了十个问题：是否已对长春展开了全力进攻，外围工事是否已全部夺取，是否实施了军事民主，以及指挥所的具体位置等；并在最后引用了徐向前指挥攻克临汾的战例，以此说明即便面对敌军的顽强防御，也并非不可攻克。这显然是对林彪的批评。林彪在当晚回复了一封长篇电报，向毛泽东进行了详尽的解释。他并表示：“目前对于长春的地形条件尚缺乏具体了解，尚不清楚地形条件是否对我方有利，这需要通过实地侦察才能明确。因此，我们对战局尚未形成最终判断。我们计划在完成地形侦察后，再结合其他条件，形成更为稳妥的意见。”

“目前敌军在东北、华北采取集中兵力防守大城市的策略，我军现阶段除了围困之外，暂时别无他法。暂时绝无可能集结足够兵力进攻此类大城市。因此，无论主观上是否急躁，结果仍将采取较长期、耐心的围城打援策略，并待敌粮尽援绝后再进行攻城。”同日，林彪将拟定的围困长春的具体计划上报中央军委。

因此，在6月7日的复电中，毛泽东批准了林罗刘所提出的第三方案——即对长春实施围困。然而，他的态度是“基本同意”，并指出林所提出的围城与打援的策略存在“兵力分配不均”的问题，强调他们应“重点考虑攻城策略，以及支援作战的兵力部署和战术方法”。换言之，毛泽东希望他们以进攻为主，而非单纯围困。同时，他还要求他们做好下一步入关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地区的作战准备。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关于围困长春的决策最终得以确定。

“务必使长春沦为死城！”

一、划定长市区周边五十里范围内为封闭区域，该区域内除军事必要物资外，禁止人员与车辆自由出入。确需通行者，将由各县政府出具相应的通行证和居留证，予以发放给民众（军队人员外出则由团部颁发通行证），以确保凭证进行身份核查。

二、自宣布中断与长市商业往来，并严格禁止粮食、柴草等生活物资流入长春之日起（总部已发布告示），对于任何企图通过偷运上述物资越境以支援敌军的个人或组织，一经查实，即予扣留，并交由地方县或军队团级单位依法没收处理。然而，若持有效证明文件且所运物资确系流向我区域者，则必须予以放行，不得无故刁难。对于任何借机勒索或未按法定程序执行没收的行为，必须予以严肃查处。

三、针对敌方实施的长市人口疏散策略，我们必须坚决阻止从长市流出的人民。对于能够劝返的人员，必须想方设法确保其返回，以防止敌方城市人口大规模、快速地疏散，从而加剧其粮食供应的困境。然而，部队在处理出城民众时，应仅采取劝阻手段，严格禁止使用暴力或开枪行为。

四、为确保实施上述封锁措施，各主要道路及小径的入口均需设立检查点，以执行严密盘查和实施戒严。除由军队负责执行外，还需动员民众参与放哨与戒严工作，确保敌特、奸商及反革命分子无机可乘。具体戒严与盘查的详细规定，将由当地驻军与地方政府共同制定。

五、敬请封锁线附近区域的居民们妥善保管多余粮食与暂时未使用的物资，将其存放在地窖中，以免遭受敌军的掠夺。

为执行对长春的严密封锁与围困任务，东北局作出决策，派遣萧劲光与萧华负责领导此事。于6月初，成立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其中萧劲光担任司令员一职，萧华则担任政治委员。15日，萧劲光与萧华在吉林市召集师级以上干部举行会议，传达了东北局的最新指示，并对围城作战进行了重新部署。会议决定，一纵和六纵部队将撤回休整，而以十二纵的第三十四、三十五师，六纵的第十八师，以及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五个独立师，以及一个炮兵团组成围城部队，接管防御区域。至22日，围城部队按计划抵达指定位置，由此拉开了对长春全面封锁的序幕。

长春，作为东北地区的璀璨明珠，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彼时居民总数超过六十万。历经抗战的硝烟散去，城市人口仍有五十余万。然而，1946年5月，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进驻，长春的局势变得动荡不安，人口外流现象愈发严重。北满地区的地主豪绅与敌伪势力纷纷逃离解放区，涌入长春寻求庇护。至1948年初，长春的人口锐减至四十万，其中十万人为国民党军队及其家属以及留守人员。当我军解放四平，切断了长春与沈阳的交通线后，长春城内弥漫着恐慌情绪，逃亡潮再次汹涌。富有的居民和国民党空军家属纷纷乘坐飞机逃离，而普通民众则选择徒步，在我军围城之前，长春城内的居民逃离比例高达一半。

我军封锁行动伊始，城内便迅速作出回应。根据东北野战军总部《阵中日记》的记载，自6月1日至5日，敌方飞机每日向长春守军空投物资，所投之米面累计达数百包。同时，长春难民每日仍有二三百人通过孟家屯逃亡。大孤榆树地区的难民因无粮可食，竟至抢夺我警戒部队的口粮。

总部于5日下达指令，要求“六纵派遣一个营赴孟家屯执行封锁任务，并派遣得力干部进行督导，严禁长春市民外出，以减轻粮食负担。”同时，指令一纵运用远程炮火摧毁敌军在城中新设的临时机场，阻止其运输机降落。至7日，六纵再次接到命令，要求“部队在进行封锁与歼灭敌人行动时，切勿持有偏颇的群众观念和过度同情心，以免影响任务执行。”

长春的敌军不愿坐以待毙，频繁派遣小股部队出城劫掠粮草，并对我军阵地进行骚扰。6月16日，洪熙街的敌军一个营分三路向18师的孟家屯阵地发起攻击，但被我军英勇击退。到了23日夜晚，一股敌军潜入八里堡地区，试图侵犯独立8师的阵地，却同样遭到我军的强力反击。7月7日，长春守敌约四个团的兵力在炮火支援下，从三个方向展开攻势，经过一番激战，最终被我独立6、9、10、11师协同防御，将其击退。城内粮食短缺，引发了走私活动的猖獗。6月18日，一纵部队报告称：“在长春八里堡附近，每天都有五六十人趁夜色前往卡伦购粮，他们通过荒野，用麻袋将粮食背回长春周边。”22日，六纵部队报告指出：“当地百姓利用夜间警戒的空隙，将粮食运入城中。22日晚，18师一个排在田家油房和广播电台附近，截获偷运的粮食六麻袋，每袋重约30斤。”24日，18师报告提到：“从孟家屯到八七病院一带，夜间无人警戒，百姓利用河沟和荒地偷运粮食。我们的经验是：在黄昏至半夜期间，多设游动哨巡查，并在必经小路上埋伏，每晚能查获数百斤粮食。”“派遣专人定期巡视检查封锁情况，并协助地方党政机关动员附近群众进行坚壁清野，严查并缉拿偷运粮食入城者。”自此之后，粮食走私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对长春的封锁也因此变得更加严密。

长春城初陷困境时，郑洞国已有一定准备。自三月初上任，在解放军尚未形成包围圈之前，他已储备了相当数量的粮食。从三月下旬至五月下旬，他运用大量东北流通券，指示新七军、六十军及保安旅自行采购粮食。新七军原本驻扎长春，拥有一定的物资基础。而六十军则是新到任，需即时补给。郑洞国下令国民党长春市长尚传道协助筹集军粮，尚传道则命令吉林省粮政局与长春市田粮管理处代为采购，在两个月内共储备军粮约三百万斤。同时，考虑到长春市政府的八千名职员和警察的生活需求，尚传道购入南京政府寄存的百万斤大豆，作为市政府的粮食储备。

四月份，郑洞国委托尚传道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户口清查及余粮登记工作，旨在全面掌握全市粮食储备情况。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市内常住人口与粮食储备量相匹配，仅能支撑至七月，而八月之后，粮食将面临短缺。

5月24日，解放军占领了大房身机场，紧接着便对长春城形成了严密包围。粮食供应几乎断绝，每日消耗，日渐减少。郑洞国向蒋介石紧急求援，6月初，蒋介石回复了两封电报。一封是激励全军将士的电文，他写道：“我视你们及部下士兵如同手足，你们的困苦我时刻铭记在心。然而，若不充分准备，增援部队在行进途中恐遭全歼。望大家坚韧不拔，誓死坚守。”另一封则是发给郑洞国的密电，指示他将长春市内的粮食和物资悉数收归公有，禁止任何私人交易。随后，由政府按人口分配粮食。蒋介石“杀民养军”的意图，在此显得尤为清晰。

郑洞国召见尚传道，共同商讨对策。尚传道即刻表明，此方案不可行。他解释道：“在当前形势下，我无法担保市属人员不会出现贪污勒索的现象。执行此令必将导致极大的骚扰。若您坚持按照电令行事，请另派市长，我实在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接着，他又指出：“关于征收物资粮食、按人口分配粮食的问题，无论是否征收，粮食的消耗仅能维持至7月底，8月之后便将面临无粮可分的困境。”郑洞国沉思许久，表示可以暂缓执行此命令，但必须制定一套粮食管理措施。他们几人共同商议，拟定了一份“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居民储存粮食的额度应足以维持至9月底，超出部分必须按政府规定，将其一半卖给政府作为军粮，剩余部分可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粮食交易需遵循政府定价，严禁哄抬粮价。对于违反规定者，将予以严厉惩处，直至极刑。

粮食管制令颁布之后，非但未能遏制局势，反而引发了民心动荡，粮价如同脱缰之马般飙升。根据我方侦察情报，高粱米的价格在短短数周内狂飙至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6月2日，每斤售价4万元；至6月23日，攀升至22万元；7月14日，高达80万元；7月28日，更是突破330万元；8月1日，进一步飙升至720万元；8月18日，更是冲至2300万元；直至9月10日，价格仍维持在2800万元（东北流通券）。面对失控的粮价，起初尚传道曾派人进入市场捉拿投机者，意图以此震慑市场，遏制投机风潮与黑市交易。然而，在一次抓捕行动中，警察抓获了三家大东粮行的商人，他们故意抬高价格抢购粮食。经调查，原来这三人受保安司令部委托采购军粮。此事遂牵连到郑洞国，实为副司令李寓春主使，与粮商勾结而成。尚传道向郑洞国汇报此事，并要求严厉惩处。无奈之下，郑洞国只得同意将三名商人处决。但随后，新7军也卷入粮食投机，郑洞国对此深感愤怒，尽管部下多方求情，仍将一名新7军的军需官处以极刑。然而，对于高层军官的不法行为，他却不敢深究。